怀念舅舅杨宪益：生活因你美好而难忘

赵蘅和舅舅一起过92岁生日

老来伴最后的日子 傅靖生摄于1999年

　　从此，不一样的生活

　　今天，11月最末一天，北方大部分地区的雾渐散，天开晴了。从早晨到天黑，人们各忙各的，微寒里一点清新一点尘埃。而我自己起床后照旧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电话很多，妈妈的，大姐的；媒体还没完没了，出乎我的意料。女友阿鸽从成都来，约我去美术馆见一面，而我需要去验汽车尾气，因为是最后一天期限……

　　然而我还是觉得生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在昨天——2009年11月29日，大家送别宪益舅舅之后。

　　29日前的那一周，即便老人躺在煤炭总医院冰冷的太平间里，我也会觉得他和我们还在一起，在这座他一向喜欢的、新旧面貌已大不同的都市里。他还依稀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他刚调到北京，印象“很清洁”，和平解放保留了完整的城郭。

　　23日到29日的一周里，我们大家睁眼时，舅舅闭着眼，我们睡了，做梦了，他也在“睡”。虽然他的梦我们无法知道，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安慰”！

　　可昨天，随着一束束鲜花和满地的花瓣在火焰中消失，一切全改变了……

　　从此我再不能像从前那样，可以在任何时候拨个电话，只要打声招呼：“舅舅，我今天去看你！”或是问他带几位慕名而来的朋友去拜访可不可以，然后我就可以立刻奔到小金丝胡同6号去叩那扇灰褐色斑驳的木门。舅舅也总是坐在客厅单只沙发上静静地候着，偏着头，用他那双黑黑细长的眼睛迎接我们：

　　“对不起，我不能站起来。”他做着欠身姿态抱歉地说。

　　从此也不再会有为舅舅过生日的大聚会了。以前的每一年，一到冬天，不管会漏掉谁，每次总归有很多人。好几年舅舅是和姨夫的生日凑在年底一起过。那天，我们几家做晚辈的，会散坐在老人家们身边，听他们谈天说地，讲那过去的故事。也常常是敏如姨妈主讲，舅舅笑眯眯听着，我妈不时插一两句话。但舅舅和姨妈对对子时，那简直是一堂古典文学课！

　　舅舅不如两个妹妹记性好，尤其是我姨妈，写清上百年的家谱，全仰仗她了。作为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三兄妹，依然共同坚持一个人要独立自强，无论男的还是女的，都要有所作为。难怪他们都不喜欢《红楼梦》，尽管舅舅的名气在老百姓当中主要来自这部中国古典名著，一听说翻译过《红楼梦》就了不得。他不会因为它有名就喜欢。但他说不喜欢并不等于不好，曹雪芹还是写得很好的。

　　舅舅姨妈和我妈妈他们仨在一起乐融融的画面再不会出现了！杨家到了他们这一代，本来只有他们仨还健在，如今他们仨只剩下两位老太太！

　　2008年12月27日，那是舅舅最后的生日聚会，这一天，他九十五岁。

　　我们大家族的擎天柱就这样坍塌了!

　　从此，在这座城市里，不再有舅舅杨宪益的身影了。尽管可能媒体会继续宣传报道下去，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甚至一百年，但他本人不会看到了。本来他就不在乎看到这些。

　　慈爱的舅舅

　　不能用三言两语说清舅舅对我一生的影响，更不可能在一篇文章里写尽我心中的舅舅。也许是一本书。那也难以表达一个长辈对一个孩子灵魂的荡涤。

　　先从儿时的记忆片断开始写点吧。

　　听我妈说抗战在重庆跑警报时，舅舅是牵着我姐姐的。大姐叫小苡，当时她只有三四岁，是外婆第一疼爱的外孙女。当时我妈正怀着我，她总是愿意跟着哥哥，挤在凄厉的警声下慌乱奔跑的人群里往城外的旷地疾走。那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情景！

　　从我记事起，从没见过舅舅和我们小孩厉声过。上世纪40年代末，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靠当助教的爸爸养活一家人。我们许多食品日用品都是舅舅支援的。舅舅对妹妹和我们几个小孩从来呵护备至。

　　我们常到南京舅舅家里玩，那里有一幢房和草坪。表哥杨烨蔫儿皮，我和表妹杨荧喜欢共撑一把伞，这些童趣还历历在目。幼年的我不会注意舅舅舅母和我爸妈谈话的内容，我不会懂得他们正面临着命运的抉择。妈说舅舅明确地说过，静如(我妈的娘家名)跟着我，带上小采(我的小名)，我能养活她们。后来才了解，舅舅早就帮助地下党做迎接新中国的工作。去台湾的机票已由南京政府送来，但他留下来的心意已定。这也是我外婆的心愿。

　　1953年，高教部要派我的双亲去东德教书，没有带孩子一起走的政策，三个孩子怎么办？妈和舅舅商量。舅舅又说小采跟我们一起过类似的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要我。采访的记者也这么问过，我说我不知道，也许我乖吧。的确我小时候不吭不哈，只会闷头画画看书，这也符合舅舅家宁静的风格。这样的小孩是好带。

　　再后来，我真的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那年15岁。考试期间我和妈住在舅舅北新桥八宝坑胡同家里。考色彩那天，我因紧张把纸的反面当成了正面，结果画面洇了。我非常沮丧，在胡同里迷了路。后来派出所打电话叫大人去领我。我妈有点生我的气，舅舅赶紧说，找到就好，回来不要骂孩子啊。

　　考完试我回到南京等消息，心里忐忑不安。不久收到一份电报，是舅舅亲自填写发来的。从此我的命运和北京连在一起，我成了真正的“北漂族”！

　　在附中上学期间，每到周末，我就住在舅舅家。我学会了自己洗衣服，在澡盆里投净再晾到院子里。院子很大，有花木，四面是房，从这屋出门再进那间屋。关门声轻轻，说话声更轻。我也听惯了舅母打字的声音。她高耸的鼻梁，淡黄短短的卷发，瘦高俯身的侧影，会映在厢房带古色古香窗棂的玻璃上。那几年正是中国的饥荒年，听说舅母要求减薪。在他们家圆圆的饭桌上，出现了窝窝头。那也比我在学校里吃得好。一次，舅舅带我们几个孩子去东郊体育馆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休场时，他发给每个孩子两片面包，中间夹着黄油。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定是舅母的特供食品。当时我正处在发育期，那样的喷香解饿，一辈子也忘不了！

　　在舅舅面前，我们做晚辈的会永远放松。他是惟一的一位让我们不发怵的长辈。尽管他会失望。现在的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和他当年所追求并身体力行的，相差实在太远了！一次我们议论孩子爱看电视打斗动画片时，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缺少理想，不爱读书，这是我听过的惟一批评。舅舅对下一代、再下一代的情况，都看在眼里，嘴上不说，心里极有数。他的方式就是正面鼓励，能帮就帮，帮不了，也不干涉，让你有绝对的自主权。我有个画速写的习惯，他从来不干涉，我爱怎么画他都可以。

　　从来没有问过他为什么不喜欢《红楼梦》。但永远记得他在自传里说过他从小崇拜诸葛亮，因为那是有作为的人。

　　舅舅，我的导师

　　近十年，自己常发表东西，出了几本书，和舅舅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多起来。这让我感到在舅舅的眼里，我已从一个孩子升等到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谈文学的阶段了。

　　因而，我会经常被他督促和询问，比如你下一本书是什么啊，你应该给你爸爸写本传。

　　特别是每逢出国归来，在我又给他看我带回的笔记和速写时，他就会肯定地说，这些可以出本书，完全可以出本书。我看来很难的事被他一点拨，仿佛已看到未来的曙光。我常常感叹，舅舅你太天才了，怎能理解我们笨的人做成事是多么不容易啊！

　　我难以忘怀的是，舅舅几次亲自帮我校对书稿。《拾回的欧洲画页》原文有30万字，厚厚一摞打印纸，压在他瘦瘦的膝上，他低着头要一口气看完。我守在一旁直紧张，怕他太累了，看完一节就打断他就劝他歇会儿，他总是说不累，没关系。

　　舅舅视力好得惊人。我曾给他配了副眼镜，他也不用。他一目十行，能很快挑出文章里的毛病，特别是英文的拼写错误。

　　书正式出版后我去看他。那天亲友不少，大家正聊着天，舅舅突然当着好多人的面问我：“小采，你以后是当画家呢，还是当作家？画嘛，像黄永玉能卖好多钱。”

　　我知道他又幽默起来了。但这突如其来的问话，让我张口结舌，脸一下子红了。

　　接着他为我未来的生计分析，让我又好笑又激动。

　　校对《下一班火车几点开》时，舅舅给我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会看懂过去的事情，可以在每一历史时期故事的前面，加上年号和说明，这让我豁然开朗。我照此办理了，果然让广大读者一目了然。2006年，当他听说我这本书在三联书店签名售书两次了，便马上表态：“要是我能走路，我也去。”我听了真是感动极了。

　　丁聪伯伯去世后，我很快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丁聪好大胆》一文，他既高兴又非常惊奇，他说这么快啊！我知道即使老朋友走了，他也希望他们被宣传，不会寂寞。

　　郁风阿姨去世前一天，舅舅还和我叨叨过她病重的消息，他表面平静，心里很惦记。他为郁风起外号叫“郁三刀”。他们都是对生死置之度外的豁达老人。我后来写了长长的悼文，他也看了。

　　今年8月，我去看他，当谈起自己这代人被耽误了的话题，我感叹地说，舅舅，我们比不了你们，外语、学问，都差得太远。

　　他静静地听着，然后显然是安慰我：“你已经很好了。”我一下子愣住，又要脸红了。这句话由舅舅嘴里说出来，现在还令我惶恐。

　　十年来，舅舅不仅给了我父辈的爱，还给了我导师般的恩情，恩重如山！

　　我总在想：爸爸走了，还有舅舅，舅舅走了，我还有谁？

　　那是一种和失去父亲一样的痛……

　　朴素的叙述方式来自坦荡做人

　　除了可以直接受到老人家的帮助，在舅舅和文学前辈那里，我才知道什么是朴素的语言。朴素才是最高的语言境界。还是舅舅住在友谊宾馆那会儿，一天我去看他。他应邀刚写完纪念钱钟书的文章。他递给我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舅舅的手稿。短短几页，我惊讶他写得这样直白，一点虚词儿也没有，真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夸张不吹捧。但看得出来，他十分敬重和怀念这位当年的英伦同学、后来的老朋友。

　　我早就了解舅舅写东西，总是一遍完成，他从来不修改，不像我们许多人要斟字酌句地推敲半天。他的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便是只用很短时间一挥而就的。这本书充满他的杨氏独有的风格，洋洋洒洒，一气读下去，一点不累，片断里还会不时被主人公的各种奇怪的遭遇弄得忍俊不禁。读完，却会在内心升起敬佩怀念之意。

　　舅舅平时说话也同样简短而朴素，拒绝和接受都非常明确，又风趣又幽默，甚至小小的讽刺含在其中。有时候，你没有一定文化，不细细体味，还听不出来呢。

　　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只说一种话，真话。不趋炎附势，不说阿谀奉承的话，难怪他这一生遭遇种种不测依然坦坦荡荡呢！

　　他永远只会说：“欢迎！”

　　这些年，在舅舅家，除了偶尔碰上拄拐的苗子和郁风、嬉笑的黄宗江、认真的袁鹰等前辈之外，我还引荐了许多年轻的中外朋友给舅舅。久而久之，只要谁想去认一认老先生，就找我。我妈那边有时也遥控我，叫我带这个去，陪那个见。大家都爱戴我舅舅，无可厚非，只要老人家乐意。其中当然不乏有想沾点名人光的，也没什么，总比崇拜糟糕之人强。

　　每当我带他们过去，介绍完毕，我便坐远，候在一旁，那时我只是一个听者。

　　邵绡红去见舅舅那天，备了好多大白馒头。她一直致力写她父亲邵洵美，自然会聊这个话题。舅舅非说解放后他见过邵洵美和项美丽，绡红说不可能，因为她在上世纪40年代后再没回过上海。一个下午把我带入那个久远凄美的故事里。

　　《中国档案》的记者刘守华是第一次见老人。她一边听我舅舅说话，一边不停在小本子上记。舅舅完全不忌讳她是陌生人，和她说了很多老朋友的近况，谁摔了，谁住院了，甚至说最近又有一个老朋友走了，叫戴爱莲，我认识她很早，那时候她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

　　《人民日报》的年轻记者们一来，就毫不怯生地围拢在舅舅身旁，有的和老人聊天，有的举着高级专业相机噼里啪啦拍着。舅舅说你们可以到院子花园去看看。每到这时，我就领路前行，俨然一副主人姿态。我们从铁梯登上，四周一片四合院灰色瓦顶，远眺红灰相间的钟鼓楼，我说一到黄昏，邻家的鸽子飞回，先在你头顶上盘旋一阵再回窝。

　　请舅舅签名的不计其数。巴金的侄孙李斧几次淘来一大堆舅舅的旧著让老人签名，还要盖章。我总是哄他说，咱们今天就当做功课，练练手劲。舅舅笑眯眯一点不烦一一签完。

　　来客里还有帮助舅舅编书的，以前是雷音，有一阵李晶常去。后来的三年里，海归的范玮丽走进了这幢房子。她起先要写杨戴之恋，深入接触和交谈，她完全被老人的人格魅力折服了，以至于成了慰藉舅舅最末岁月的陪伴。送别式上英格兰民歌《Danny Boy》，是她献给老人的。

　　这些年里，舅舅还签了几本书合同，我没参与《漏船载酒忆当年》和再版的《银翘集》、《译余偶拾》，译林出版社的五种双语文库是我带编辑去的。还有今春，他亲自写下“去日苦多”四个字。这是他的最后一本散文集的书名，却没能写点自序，让我们有点遗憾。不过这很像满不在乎的舅舅风格。

　　多少书出版了，他很快也送光了。他从不自恋自己的作品，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每次来人，舅舅都会主动指指客厅外的那边：“你们要不要看我的房间，书柜里有你们喜欢的，还有石头，都可以拿。”这好像是他安排的又一个节目。大家被他催促着拘谨胆怯地走过去，小薛十分善解老人家意思，会立刻去打开柜门，让你随便挑。我自己往往会想到这些书来之不易，多么宝贵，越来越少，自然不大敢多拿。往往我象征性地选了几本回到他的身边，他就会问，这么少?假如你多拿了，他会很高兴地说声谢谢。

　　如果统计，舅舅“大撒把”的东西不计其数，比如香港中文大学赠送的文学荣誉博士服、杨宪益铜雕、贵州师范大学颁发的证书、大批珍贵古董藏书、自己译著和诗文集……甚至是出版书的稿费，有没有，他都无所谓。

　　五彩斑斓的石头是舅舅钟爱的亲自跑远路淘来的，如今已所剩无几了。

　　我知道舅舅并不富裕，一辈子翻译，只拿工资，没有什么稿费，他却慷慨地支援他的晚辈，只要他抽屉里有，只要他认为谁有困难。我大姐开饭馆一次失火，舅舅知道了，马上解囊相助一千美元。我头一次去巴黎，也是舅舅非要塞给我八千港币。去年他过生日，我特地买来全套《红楼梦》送去，结果他不但把书反送给我，还要附上书费。

　　一天有个外国女子来访，谈天中赞美了舅舅手上的戒指。舅舅听了，立刻脱下那只戒指，送给了对方。

　　舅舅淡泊名利的地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无法达到！

　　舅舅最大的遗憾

　　“爱国”一词这些年好像多起来。舅舅的爱国，不是大话，不是假话，不是非得要贬低他国抬高自己。他的爱国心与生俱来，从很小就开始了。上中学时作为富家子弟却带头抵制日货，担任牛津中国留学生主席期间，他号召抗日简直叱咤风云。1940年，中国陷入战火离乱当中，他谢绝了哈佛和牛津大学的聘请，执意回国。当时他的英国未婚妻戴乃迭才刚20岁，问他干嘛要这样做，他回答：“中国人嘛。”

　　做自己不会后悔的事，不做不能原谅自己的事。这就是舅舅的信条。

　　许多人好奇地想听舅舅当年坐牢的事。舅舅从不回避，对那些现在听来令人窒息恐怖的细节，舅舅总是说得轻描淡写。一次次重复那段不堪回首的荒唐经历，对一位老人，是并不愉快的。但舅舅不但敢于直面，还说得很平静，很幽默，好像这种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似的。

　　山东电视台来采访拍摄《数风流人物》，年轻的女记者问他人生体会，他直率地说，虽然共产党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但是现在不做了，我对国家还是比较满意。

　　接着记者问：“杨老，那你觉得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舅舅立刻回答，一语惊人，他这样说：“本来我们说好白头一块死，结果她先死了。”都说舅舅舅母相爱，但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直截了当的表白。第一次亲耳听到，心里一颤，顿时感到古今中外，所有的爱情，都会在他们的旷世之爱面前黯然失色！

　　与死神争夺舅舅

　　舅舅刚离世九天，与死神争夺舅舅那惊心动魄的一天天还历历在目！

　　11月8日，我大姐赵苡专程从南京来看他，半年多不见舅舅，见他衰弱成这个样子，心软的大姐一下子就哭了。但这时的老人已经完全喑哑了，还认得这个大外甥女，是否还记得当年牵她的小手跑警报的事呢？

　　大姐的到来也大大缓解了我连日跑医院的辛苦。一周后，她身心交瘁差点病倒。

　　我妈在电话里说，她为她的两个女儿骄傲，我想说，我为我善良的大姐感到骄傲！

　　大姐曾因舅舅坐牢的事，受过株连，多年挣扎在底层，非常痛苦。今天老人去了，一切灾难化为乌有。

　　我只感到有股力量，助我快快振奋起来，我懂，那是敬爱的舅舅赐予的！

　　写于2009年12月2日，宪益舅舅仙逝第九天。（文/赵蘅）

　　杨宪益生平简介

　　杨宪益，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1914年1月生于天津。他在中国语言文化和西方语言文化方面具有深厚造诣，曾将许多优秀的西方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他与英籍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了包括《离骚》、《史记选》、《红楼梦》、《鲁迅选集》等上百种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其中，《红楼梦》三卷本全文英译工作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历经坎坷，在70年代完成并陆续出版，引起中外文化界和学界轰动，成为最受中外学者和读者认可和推崇的经典译作，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赢得了更加广泛的国际影响。2009年，杨宪益以其在文化翻译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杰出贡献，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09年11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