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2300多年前，早在张骞尚未凿通西域、开辟西北丝绸之路以前，西南的先民们就已开发了一条自四川成都至滇池沿岸，经大理、保山、腾冲进入缅甸，远达印度的“蜀身毒道”（身毒是印度的古称）。蜀身毒道由灵关道、五尺道、黔中古道、永昌道等四条古道组成，由于它始于丝织业发达的成都平原，并以沿途的丝绸商贸著称，因此也被历史学家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一些专家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对外陆路交通线，也是我国西南与西欧、非洲、南亚诸国交通线中最短的一条线路。
在中国西南大地上，万道沟壑支架着雄浑起伏的峰峦，峡谷深幽湍急着涛涛巨响，在这壮丽而富于传奇色彩的山河中，神秘地稳现着一条“古道”，成为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线，这就是“蜀·身毒道”，又称南方丝绸之路。它出现于公元前４世纪，是蜀商贾，西南夷的先民们走出的。南方丝绸之路东到中原，西达印度，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通过这条道路相互交流，并通过这条道路对西南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考察这条道路的文化特色，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浓郁的商业性
“古道”本质上是一条民间商道，它因商而辟，因商而兴，也因商得以流传，最后也因商被遗弃。浓郁的商业性特色，可以从几方面得以证实。
首先，开辟古道的是经商的人和马帮，古道上流通的是各地的商品。公元前４世纪，蜀地商队驱赶着驮运丝绸的马带，走出川西平原，踏上了崎岖的山间小道，翻山越岭，跨河过江，进行着最古老的中印商业贸易业务，从而开辟了这条我国通往南亚，西亚以至欧洲的最古老的商道。
通过“古道”,奏汉时巴蜀的铁、布、朱提的银,邛都的铜，贩到南中,而南中的笮马、僮则贩到内地；唐代南诏时,在古道上进行的贸易逐渐频繁起来,南诏的河赕（今大理附近）成为重要的交易市场之一 ,当时印缅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有毡、缯布、真珠 、海贝 、琥珀等，而从中国输出的有丝绸、缎匹、金银等；元代开滇以来数百年间，缅北的珠宝、玉器、玛瑙、琥珀成为内地商人争购的商品，因此古道上流通的主要商品便是玉石；明代中国通过古道输往缅甸的最主要的货物为食盐，缅甸输入中国的最大宗商品是棉花；１９世纪中叶，中国最需要的缅货仍是棉花,缅甸最迫切购买的是中国的生丝,通过古道输出的商品有生丝、黄铜、雄黄、鞋子、药材等等，输入的商品则是棉花、象牙、燕窝、鹿茸、翠玉、琥珀、宝石、名贵蛇蚊石等。各地商品在古道上流通首,古道也主要因商贸而存在,成为商品的载体，发挥着其流通商品的功能。
其次，围绕古道，从商者甚众，由于商品流通量较大，且绵延不断，有利可图，因此沿古道各地从商者很多。汉晋时，永昌（保山）就云集国内外商贾，不少身毒（印度）商贾和蜀地工匠侨居于此，一些中原派来这里做官的人，也可以在此谋得富及十世的财富，《华阳国志 . 南中志》载:“益州西部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又载：“永昌郡，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獠、越、裸濮、身毒之民。”身毒之民即印度人，骠人即缅甸骠国人，这也许就是当时最早的印缅从商侨民。
第三，商贸已具一定规模，沿途商城兴旺，沿古道所进行的商贸活动中，其规模无法从史籍中找到确切数字，但从考古发掘的成果中，可见一斑，。１９８０年，云南文物学古研究所在剑川鳌凤山发掘的古墓中，出土了海贝，其年代约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１９７９年，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呈贡天子庙战国中期基中，出土海贝１５００多枚；解放后在晋宁石寨山及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中出土的贝，就达１２３０多斤，计２４７０００多枚；在腾冲宝峰山核桃园还出土了汉代五铢１０００多枚，考查钱币的出土，不难看出，发现古币的地方，往往与商道有关，离古道越近，出土的货币越多，离古道较远，，则发现的较少，这些从印度西太平洋地区舶来的海贝，从战国到明末清初，作为货币使用已绵延２０００多年,它不仅是古道沿线各民族与海外民族交往的见证,而且也是古道沿线商贸较繁盛的见证。
商品的交流必然伴随文化的交流，从而带动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而经济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古代市镇的形成和扩大。如大理，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公元前４世纪，蜀地的商队就驱赶着马带不断经过这里，公元８世纪，南诏建立，大理不仅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是中原严正王朝从南方通往中印半岛直至欧洲诸国的最大口岸，成为中国内地与印缅诸国物资交流的最大集散地,是南方丝绸之路最大的贸易本枢纽,至于腾越，则被称为“西南极边第一城”，《永昌府文征》载；这里常有暴风骤雨，四月以后有瘴病，风过此者，必策马前进，不敢停留，商贾往来，十分艰难。险峻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腾越的咽喉地位，悠久的历史，给腾越留下不少古迹和文物，往来的商旅，造就了腾越这个古老的商业城市,“昔日繁华百宝街，雄商大贾挟货来”,由中国内地通往印缅的马带不断经过这里，每年总在万数以上。古道的商业性特色，使古代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如川西的蜀国，川东的巴国、黔西北的夜郎国，以滇池为中心的滇国，以大理为都城的南诏国等都建立在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道上，并循古道的走向形成市镇网络，而又以此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效应，形成相对发达的区域经济，至今，除东川、玉溪以外的云南城市都在这条古道上，这不能不说是有其深厚的历史和渊源。
二、独特的地域性
奇险的山川，不出的精神，是古道地域性特点之一。“蜀.身毒道“由灵关 道、五尺道、永昌道组成。灵关道历史悠久，道路奇险，从蜀地出发，经临邛、灵关、笮、都、泸沽、登相营古堡、邛都、盐源、青岭、大勃弄到叶榆，一路或峰巅嵯峨。山耸十里，山者险恶，道路盘折，或山岭重叠，溪河密布，山高谷深，坡陡地薄，或江滚滚，白浪腾空，银花飞舞，天险难度。五迟道从道（宜宾）南下，经盐津石门关、朱提、汉阳、味县、滇、楚雄至叶檐，因地处险 ，栈道宽五尺而得名。五尺道势如天险，大多依山临空凿石而建，一路崎岖入云，岩石磊落，脚下万丈深渊，山风劲吹，让人影颤魂栗。永昌道由叶榆出发，经永昌、滇越、古永、掸国至身毒，永昌道又称博南道，川大山高,路途险恶，更有热瘴，毒蛇出没，危及生命。永昌道要横跨水流湍急、咆哮怒吼的怒江，翻越终年云雾围绕、寒气袭人的高黎贡山，秋天阴雨绵绵，洪水泛滥，无法渡津，冬在雪虐风寒，不可涉岭。
奇险龙伟的山川，象征着古代西南先民的高大形象，而劈山开路的不屈精神，正是古代西南先民的内蕴。面对万道悬崖，顽山巨石，各族先民运用了独特的开路手段，他们用简陋的锤、钻、锄、钯、靠着粗壮的双手，燃起大火，烧红岩石，利用热涨冷缩的原理，破碎顽石，裂开悬崖，以汗水和智慧，地寸一尺地向深山大川进军，凭着开通域道路信念，使南方丝绸之路迎着风雪，上山下麓，过江穿峡，通向远方，看着这条行走尚且困难的古道，怎能不对先民的开拓精神不油然而生敬意，对先民的坚韧风骨不备加赞赏和敬佩！
独特的交通工具是古道的另一地域性特点。面对西南横断山地，江河横横溢，山峦叠障的特点，西南各族先民创造了 独具特色的交通工具：笮桥、栈道、马帮。“笮桥”是当地笮族人创造的一种飞跨天堑的索桥，〈元和志〉卷３２载：“凡言笮者，夷人于大江水上置藤桥处。”最初采用当地出产的笮、藤拧扭而成，系于河谷两岸，借助木制溜筒，将人畜滑向对岸，以通往来。后发展为桥取本地之村，靠本族人之智慧，其气魄之大，勇气之猛，今天惊叹，其架桥原理，至今天运用于现代桥梁建设中。“栈道”有土栈和石栈，土栈修于原始茂密的森林山地，铺木为路，杂以土 石。石栈是在悬崖绝壁上凿孔，孔中插入木梁，上铺木木板。栈道使人胆寒，又极为壮观，陡峻奇险处，牲口亦望而生畏。笮桥和栈道是西南高原民族在这备受自然环境制约的的天地里，以特有的才智和胆魄，别出心载创造出来的交通奇观。如果说北方丝绸之路是由沙漠之舟——骆驼开拓的，那么南方丝绸之路则是由山地之舟——马帮开通的。马是西南与内地贸易的重要物资，也是石道上最为常见的，效力最大的运载工具和经商工具，在望不断的崎岖山路上，终年有走不尽的队队马帮，马帮驮来了商品，驮来了文化，交流了友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马帮文化。
民族性是古道地域性特点的又一体现。古道是一幅民族历史的长卷，它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民族文化财富和绚丽多彩民俗风情。“其价如金”的蜀锦，质地较厚，表面光滑，富有光泽，在汉化已生产空前，隋唐时规模更大，质量之佳，蜚声于世，堪称东方一绝。西方人正是通过丝绸这一商品开始认识中国，认识东方文明的。铜鼓是亚太地区最有代表性的青铜文化，源于滇西楚雄，据对万家坝出土铜鼓的测定，其年代相当于春秋中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铜鼓自创世以来，便进入人类的一切活动中，无论节日、出征，还是播种、丰收、人们都以铜鼓作伴，并由于古道的原因，它集中原、西南乃至东南亚的工匠和生产技艺为一体，在古代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城乡，以自己的山野魅力陪伴各民族每繁衍生息，成为民族性特色极强的地方文化。
三、明显的融合性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传播的纽带，它联结中原，沟通中印，它为中原、西南、印缅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创造了条件，楚文化、巴蜀文化、青铜文化、佛教文化在交流中沉淀、积存、从而形成丰富的、独特的并且有共融性特点的古道文化。
佛教在印度被定为国教，幽深石窟，成群的宝塔，错落深山的寺庙无产显示着佛教的兴盛和佛教艺术的繁荣。佛教传入中国，在古道沿途很流行，在文化发达的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都较盛行，尤其在大理，宋时达鼎盛时代，“苍山与洱海，佛教之齐鲁”，“大理三百六十寺，寺寺夜半皆鸣钟”。大理的崇圣寺,方圆七里，屋宇８９０间，有铜佛１１４００尊，保留至今的崇圣寺三塔，剑川石窟，“大理国经幢”，天南镶宝的“大理画卷”，都是佛教文化的稀世珍品。元代郭松年在《大理记行》中说道：“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劳钦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佛教的专入，使云南的雕塑和绘画艺术也融进了佛教文化，为招引更多的信徒，人们更运用原有的绘画技巧和雕塑工艺技术来表现佛的威力，弘扬佛法，于是在汗池和洱海地区，出现了一批艺术水平较高的石刻雕像，如剑川石钟山石窟、剑川金华寺山摩崖石刻、禄劝密达拉摩崖石刻、晋宁摩崖石刻、安宁法华寺石窟、凉山博什瓦黑线刻画像。这些带有佛教文化的石窟造像，无疑给西南地区增添了一枝异彩独放的奇葩。
其余如印度人民互相泼洒净水，祝福祈丰的习俗，以及印度人民的拜住心俗都通过古道传入云南，成为傣族泼水节的来源和西南少数民族中有较广泛的祭柱习俗的来源。
中原文化在古道沿途也扎下了根，如鼎，众所周知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器械，多为铜制，而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味县的古代民族，也同样使用鼎，与中原所不同的是多为陶制鼎。丰满于中原的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据〈华阳国志〉载，汉化以前，哀牢夷就在身上刺龙纹以为龙子，甚至在古代印度的岩画上也有龙的形象，缅甸、越南、泰国、老挝一些民族中也有纹身刺龙的习俗。
马帮的铃声日渐稀落，商贾的千金散尽，灿烂的文化却在这条古道上侵入山谷的河流中长流不息。
